一个论题，法学可以写上百遍。
是立法，就要听取不同意见，包括各种反对意见，要像彭真当年所说所做的一样：八面树敌，通过听取不同意见缜密考虑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面临的问题困难。本文原题为《对推进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些建议》，首发于《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专论栏目 进入 刘松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监察体制改革 。
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理论实践方面又曾出现取消检察机关的观点，但未能成功。以前分散的监督体制存在诸多弊端，整合相关职能是必要的。比如，从政党运行的规律看，党纪是政党进行自我约束的规则，应当由政党自身的组织来解决，但由特定的国家机关用党内纪律对政党内部成员进行监督，就需要讨论其理论基础问题。比如，上述党纪、政纪以及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纪律，就涉及党建中的专业性问题，以及行政、审判、检察职能行使中的专业性问题，而一些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纪律约束的专业性也很强。这里的各政党和个人当然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及其领导人、负责人。
理论中，有人呼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中央军事委员会也进行监督，当然是指对作为国家机关的中央军事委员会进行监督。这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为了保证重大改革的正确性，应当允许和鼓励公开讨论，包括公开提出不同的意见。这就将球踢给了执政者，看其到底是从善如流，还是一意孤行。
应该说，无论是反腐运动，还是反腐法治化，从政治动机以及依法治国根本取向来看，都不成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宪法学界紧紧抓住合宪性审查。这一理论在当时就遭到宪法学界代表性人物的质疑。宪法规范与改革措施之间的关系问题贯穿1978年以来的改革史。
在现代代议民主宪制下，政治机关通常专指立法机关，但监察委又明显不是，出现宪制归类上的困难。其五，监察权的宪制属性尚不明确，官方立场及草案均不承认其是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更不是立法机关，而是措辞模糊的政治机关。
当然，学界批评侧重法治的形式正义，执政者已具法治的实质正义，二者之间的规范性距离并非遥不可及，完全可以相互走近。国家监察立法是过去五年反腐运动法治化的主要动作，国家考虑的是建构一种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权，既解决纪委反腐权力合法化的问题，也解决分散监察反腐的权力涣散问题。这对执政者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个重大机遇，一个重申其依宪治国承诺有效性及政治回应果敢性的契机。这种即刻对峙起来的公共政治画风就有些诡异了，学界意见已出，而且是借报告中的合宪性审查之力使力，无论是学者的理性狡计，还是为国为民的道德热情，都在倒逼执政者善意回应，以验证依宪治国之政治承诺的有效性。
应该说，法学界对这些合宪性及合理性问题的关注及介入批评，具有正当合理性。今天的监察法草案违宪争议有类似的论辩性质和格局，只是批评者不是传统左派，而是较为中性的法学界主流学者，对国家法治建设与制度改革抱持一贯的支持立场和智力上的参与及贡献。这表明此项改革尚有在基础性概念上的不清晰之处。政治承诺与学术努力似乎寻找到了某种交汇点，学界兴奋不已，甚至喜极而泣。
那么执政者是否会善意回应呢？或者只是用惯常的维稳手法进行风险管理甚至惩戒学者呢？我认为后者完全不可能，不符合中共长期执政的开放心态和法治取向。 （原载多维新闻网2017年11月16日，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监察法 修宪 法治 依宪治国 实质正义 。
作为青年宪法学者，我确信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是一种庄严的政治承诺，改革是回不了头的，改革是朝着民主法治成熟方向前进的。其三，监察委与纪委合署办公，是党政权力整合建构与法治化的一次重大努力，是一次政治实验，要探索解决的是党规与国法之规范双轨制的宪制难题。
2018年就是改革40周年了，中国的经济建设举世瞩目，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一带一路战略有序推展，五年来的治理现代化与依法治国在多层面协力推进，如今是否能够在涉及八二宪法结构性改革的立法问题上真正兑现依宪治国承诺，善纳学界意见，倾听民间公议，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宪法政治甚至宪法伦理问题。若改革取得成功，对执政党的法治转型是有力的引导与推进。其四，监察委与人大之间形成真正的机构制衡宪制关系，是中国式权力分工体制及宪制文化的某种突破。这里面就出现了关于《监察法》草案的两个层次的论辩：其一，宪法依据问题，是先修宪后立法，还是直接立法，成为宪法学界的关注焦点。以及赋予监察委留置权的程序配置尚不满足法律正当程序的基本标准。其二，监察权被建构为我国宪制中的第四权，尽管不完全等同于古代的监察制度和民国宪法中的监察院，却有着向传统宪制借取智慧及适度回归的政治意象，这一改革灵感或方向是否可能还有其他议题及空间，也值得考虑
高：如此看来，法国的政治法传统起码也就分为两派，一是自卢梭、西耶斯以降的激进主义，一是孟德斯鸠、贡斯当以降的保守自由主义。这也是解释当代英国公法的一种可能性。
这一年，北京大学陈端洪教授在《中外法学》发表了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一文，引起宪法学界的广泛争议和讨论，政治宪法学正式出场。对何为政治宪法之政治性与宪法性,何为生命一结构主义方法论的现实性与规范性，政治宪法学内部还是呈现出很大的不同。
这种政治警察，在法国公法中称为高等警察，在德国公法中称为国事警察，日本公法中最早是叫做国事警察，后来也改称为高等警察。该书谈到，传统学术界对法兰西政治模式的理解过于教条主义，基本上都采取托克维尔一家的经典描述，以一种静止的社会学方法，符号化地将法国政治模式锁定在雅各宾专制主义的固化指认上——法兰西政治就是激进主义的或革命民主主义的雅各宾一元模式。
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高谈弘论微信公众号：gaotanhonglun 进入 高全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宪法学 。这样一来，政治性就成为政治宪法学的一个中心概念，政治与宪法的关系就成为政治宪法学的中心问题，与此相关，立法权（而不是司法权）就成为政治宪法学的核心问题，人民、革命、制宪（而不是法官、司法、权利）就成为政治宪法学考虑的关键点。詹宁斯被认为是当今英国政治宪政主义的一个思想源头。张：我最近在看芦部信喜的《宪法》一书，发现他的宪法学也不是纯粹的规范宪法学，而是有着日本特色的、跟日本的国情和历史紧密关联的宪法学。
而日本的国民主权原理在历史和现实中因为涉及天皇制的问题，所以也是一种政治宪法原理。张：高老师，您是国内政治宪法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今天很荣幸能与您对谈政治宪法学。
这样一种方法论面对着两种不同的历史状态，即日常政治和非常政治，并且政制发生的历史过程并不是均质进行的，而是有快有慢、有涨有跌、有前进有回归，从而构成一种革命—反革命的复调结构。我看到您研究英国、法国和中国，都是这样的。
沿着这个思路，接下来还是请您解释一下政治宪法学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面吧。格里菲思所做的政治宪法与法律宪法的二元划分，也不过是普通法原有的政治性与法律性二元划分之在当代宪法学领域的应用。
他所遵循的是博丹—卢梭—西耶斯—施米特这样一条政治哲学和国家理论的路线，其核心逻辑是立法主权—人民主权（公意）—人民制宪权—人民代表这样一种高度思辨性的理论推演。高：评论界所谓的以陈端洪、翟小波、田飞龙和我为代表的政治宪法学，我称之为狭义的政治宪法学。张：陈端洪教授那篇文章题目是谈作为根本法和高级法的宪法，我现在才意识到，那篇文章实际只讲了根本法，没有在政治宪政主义的理论层面上论证出高级法是什么——他似乎认为，根本法就是一种高级法，于是就直接过渡过去了。在所谓宪法学流派之外，作为一种法政思想的问题意识以及宪法学方法论的政治宪法学，在中国内地的兴起则要早得多。
结合他对您的解读，再加上我对您的思想的认识，我觉得，革命的反革命有着正反两面的含义。但据我所知，中国规范宪法学的出场，可比政治宪法学要早很多年。
林来梵教授在2001年出版的《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一书标志着中国规范宪法学一派的形成，这是在作为对手的政治宪法学还未出世的情况下形成的，似乎说明两者并没有互倚互生的关系。这种区别构成了八二宪法向同一法统内的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回归与还原的文本依据——尽管这一回归与还原的叙事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行为的正当化修辞。
就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制演变而言，我也有一个三个半的阶段论：起初是（1）1949年共同纲领建立起来的协商民主意义上的第三种形式的共和国， 然后是（2）持续激进化的革命宪法（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最后到（3）现行的改革宪法（由八二宪法及其四个修正案所代表），现行宪法有希望最终走向（3.5）未来的宪政宪法。所以我说的内部规范还不完全是自然形成的社会规范，它涉及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问题，它是一种政治性的规范。
